古今中外，老百姓都盼望政通人和、国泰民安，但似乎总觉得这样的理想离我们还很遥远。在推翻了皇帝和国王、弱化了宗教的势力后，西方国家认为找到了达成这个理想的万能钥匙——民主。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认为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了，世界各国只要顺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走，便一定会走上康庄大道。但是，近2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条路崎岖曲折，“民主”在很多国家“水土不服”，甚至闹出很多乱子来。国家到底该怎么治理？民主到底该怎么贯彻？我们不妨回过头去从老根上看看，考察一下两千多年来西方国家治理的艰难历程，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一、 雅典和斯巴达是两种典型　　雅典被认为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确实在历史上辉煌一时，也给后世留下很多宝贵遗产。但如果我们深入看看，便会发现雅典的辉煌其实是很短暂的。古希腊最强大的时候是在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时期，那时，亚历山大大帝实行的可不是什么民主制，而是君主制。

　　雅典作为地小人寡的城邦国家，最辉煌的时候是在白里克里斯执政时期。在他之前的100多年，发生过梭伦的改革，由于当时的君主很弱，所以便有了贵族们发表自己意见、同君主分权的元老院，所以，这种民主其实是一种贵族民主，同平民关系不大，奴隶就更没有发言权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民主一度发展到了极点。法官、将军都是在平民中抽签决定的。有人打个比方，说如果雅典要派一个球队外出比赛，球员只能从平民中抽签产生，而不是选拔。民主到了这么邪乎的地步，能长久吗？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评论说，雅典这一黄金时代“是不稳定的。它在内部和外部都受着威胁——内部受着民主政治的威胁，外部受着斯巴达的威胁”。

　　斯巴达是另一个城邦国家，它的自由民一辈子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受部落首领检查，病弱的扔掉，健壮的放到一起抚养、上学，到20岁便正式服军役。公民可以结婚，但30岁以前必须在“男子之家”里生活。领导大家的是一个长老会议，由30人组成，年龄在60岁以上，从贵族家庭中产生。此外还有5名监察官，实际是抽签决定的。对此，亚里士多德曾评论说：“太幼稚了。”当然，支撑这一切的基础是奴隶的劳动，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而已。

　　公元前431—404年，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斯巴达赢了，雅典输了。这种结果曾引起许多后世学者的感叹，这两种国家的治理方式哪一种更好呢？有人从雅典看到了今天西方民主的雏形，从斯巴达看到了近代纳粹的影子。于是人们思考，民主和专制是否都应该有个分寸呢？罗素写道：“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也像科学与宗教一样，在一切的时期里始终是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或不安的妥协状态。” 怎样才能做到既有社会团结又有个人自由呢？

　　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一个“大写的我”傲视王权和教权，要站起来堂堂正正、自由自在地做人，这种社会思潮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而资产阶级一直强调说，这就是全民的“自由、平等、博爱”。个人意识的张扬开始具有积极意义，但过了头便会走向反面。罗素评论说这种不断加深的主观主义（“我思故我在”便是其表达之一）“起初是作为一种从精神奴役下要求全盘解放的活动，但它却朝着一种不利于社会健康的个人孤立倾向而稳步前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观照当今世界，人们不禁要对张口“民主”，闭口“人权”，动辄指责别人专制的西方民主的卫道士表示深深的怀疑，也对西方民主今日的困境及中东乱象的产生有了更深一层的思考。

　　二、 从马基雅维利到托克维尔　　15世纪中叶，意大利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撰写西方政治组织第一人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他生逢乱世，一心盼望出一位明君来统一四分五裂的意大利，所以在政治上失意后埋头写了一本《君主论》，希望哪位明君能利用它实现统一大业。《君主论》的核心观点是：为了政治上的成功，可以采取一切手段，而不要去管什么道德不道德。马基雅维利认为：如果残酷对于维持秩序是必要的，那么“与过分仁慈、坐视发生混乱、劫掠、凶杀相比，有些典例则仁慈得多”。他的书一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甚至被列为禁书。但有的历史学家却认为，他表达的观点其实就是当时意大利政治的残酷现实。后世有的学者从中看到了政治的波诡云谲，有的看到了希特勒的影子。也有人对照今天的伊拉克，似乎理解为什么有些老百姓会怀念“暴君”萨达姆。纷繁复杂的政治真不是喊喊“人权”、“民主”便可轻松解释的。

　　马基雅维利死后61年，英国诞生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托马斯·霍布斯，他也生逢动荡的时期。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水生怪兽，霍布斯用它来代表国家。他认为要结束社会的乱象就要使用这头怪兽，在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契约”的概念：要想国家安定，人民就应该把权力交给政府，从而政府便有了绝对权力，可以把众人的意愿都结合进一个“自然权利”。除非这个最高权力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大家都服从它，否则社会的和平绝对不可能实现。他认为最好的政权形式是君主政体。他强调君主必然要对被统治者实施权力，但也指出只有君主有能力保护臣民时，臣民才服从自己的君主。当时很多人认同他的理论，认为只有这样社会才安定，但近代不少人对绝对权力表示怀疑，认为这为法西斯极权主义找到了理论根据。

　　在霍布斯去世后33年，法国大名鼎鼎的让—雅克·卢梭诞生了。他的理论就是他最有名的著作《社会契约论》。当时法国社会极度动荡，革命只缺少一个爆炸的声音，而他的著作就是这种声音。他的社会契约论同霍布斯不同，认为权力不应交给君主，而应交给社团。他写道：“每个成员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社团时，他就能从他放弃的一切权利中获得同等的权利，获得为他的自我保存所需要的力量。”在他看来，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全体人民的主权。“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他反对君主制，但认为通过选举把贵族推上来治国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最贤明的人。卢梭并没有看到法国大革命，但参加大革命的人都把他的书视为“圣经”，相互争斗的各派都说自己代表卢梭的本意。如果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奇怪，在大革命后乱糟糟的政治局面中，最后出来安定局面的却是手握枪杆子的拿破仑。革命者天天喊民主，结果要由一个中央集权的独裁者来实际上推进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同人民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

　　在法国大革命后16年，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出生了。他是法国贵族，26岁时来到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目的是考察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时美国已独立55年了，他看到的现实促使他写了《论美国的民主》。他赞赏美国的平等（首先是没有国王和贵族），说人们在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之后，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不存在抗拒和反对的思想。但他也隐隐担心“多数人的暴政”。他还预言，美国将来遇到的问题将“由美国黑人造成”。托克雅尔在书中指出了民主制度的缺点，例如，记录了美国在录用能力较强者充当公职人员过程中存在的种种困难，也指出政府应该对大工业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托克维尔担心的现象后来越来越成为美国民主的大问题，一直影响至今。

　　三、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托克维尔去世已156年了，如今美国的民主政体运转得如何，读一读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写的《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等著作和文章，便可了解个大概。他在2015年美国《民主季刊》第一期上又写了题为《为何民主在全球都表现得如此差劲》的文章，指出眼下各国的注意力都在思考如何实现“良政”上，这个题目已代替了嚷嚷一阵的民主迷思。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良政必须有民主，但民主却未必带来良政。福山认为，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已有的民主国家没能跟上公民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反过来引发民主合法性的丧失。相反，中国和新加坡等国能够提供高质量服务，这使得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声望不断提高。

　　现在西方的许多精英仿佛陷入了“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指责中国和新加坡领导人“专制”、“独裁”；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和新加坡创造了奇迹，并表示钦佩。当然，不服气的人还可以自我安慰：看吧，他们迟早要垮台！

　　抚今追昔，有什么可以总结和反思的呢？结合人类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探索，是否可以思考以下几点：

　　1.国家必须有一个英明、坚强的领导核心。上世纪60年代，我国北方农民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此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封建家长制，但在现实生活中，难道不就是这样过的吗？如果不这样过，那就天天吵架，甚至分家。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如果没有说话算数的领导，那就是一盘散沙。很多人把权威与独裁混为一谈，把领导威望与个人崇拜混为一谈，其实，任何兴旺发达的国家都必须有权威。大海上航行的轮船必须听船长的，恩格斯说这个例子最好地说明了权威的重要性。中国人民的幸运是在近百年的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久经考验的领导核心，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对此要十分珍惜，千万不能再落到一盘散沙的悲惨境地里去。看看今天世界各地被西方搞乱的国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2.民主和集中是对立的统一。罗素说：“自从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这一全部漫长的发展史上，哲学家们可以分成希望加强社会约束的人与希望放松社会约束的人。”其实，关键是把握好度。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民主”，民主都是相对于集中而言的，或换种说法，就是摆正“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的关系。这是一对矛盾，处理得好就形成相对和谐的局面，处理不好就会发生社会冲突。我们的法宝是民主集中制，它已显示出强大的威力。毛主席在1957年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我们努力争取实现的理想状态，时时都应该牢记在心，无论领导和被领导，都要以此对照自己的言行。

　　3.宪法就是契约，谁也不能违反。若按“社会契约论”的说法，人民与领导签的契约就是宪法，人人都要遵守，而领导更要在实际生活中带头贯彻执行宪法。如果领导违背宪法可以罢免、接受法律的惩罚；如果人民中有人公然严重违反宪法，政府有责任用包括专政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否则就是渎职。

　　4.任何宪法和法律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我们反对人治，说的是反对“朕即是法”，反对个人专断。但不能因此抹煞人的因素。任何法律都要由人来执行，同一部法律，有些律师可以钻空子，有些法官可以轻判或重判。所以，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子上来掌权执法，其重要性不亚于起草一部好的宪法。许多国家都有写得相当完备的宪法，但执行不了，形同废纸。

　　5.选举和选拔相结合推举人才。怎样选好用好人才？西方说只有选举才能选出优秀人才。不能否认选举的重要性，它应该是一种主要的途径，但仅靠选举怕未必奏效。《日本时报》网站3月23日发表印度快报报业集团执行总编辑凯文·拉弗蒂的文章，题为《美国的全球金融领导力输给了中国》，文章说：“奥巴马再一次证明他的口才不错，但就把事情办成而言，他并不具备政治头脑。”中国以选举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重视从基层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推举优秀人才，这种办法已被实践证明很有效。用对一人，振兴一方；用错一人，寒心万人，对此要千万小心。对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者，应坚决严惩。

　　6.人的素质取决于文化修养。“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在参观了曲阜孔庙后说：“为什么中国好，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有5000年的国家治理经验可供后人借鉴，也对外国的好东西从善如流。中国的文化培养君子，君子在位，就相当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家为王”。中国历代不乏忧国忧民、舍身成仁的志士仁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外优秀人才代表了这样的脊梁，正在担当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历史重任。总的来讲，现在人民信得过这样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人也决不会辜负人民的重托，他们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完成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