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世界其他地区聚焦于“和平与发展”时，中东仍处在“动荡与革命”之中。肇始于2011年的中东剧变，犹如打开“潘多拉魔盒”：利比亚四分五裂，叙利亚内战僵持，也门冲突升温，埃及教俗矛盾激化，“伊斯兰国”到处肆虐。中东“和平绿洲”的面积越来越小，经济形势也日趋严峻。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伊拉克经济增长率为1.3％，黎巴嫩2.5％，阿尔及利亚2.6％，约旦3.8％，埃及4％，沙特从3％降至1.5％。20年前，世界银行负责中东事务的专家就曾感叹：“今天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比高速火车还快，遗憾的是，中东不在这列火车上，事实上，中东甚至还没有走到车站。”这一论断至今仍不过时。
中东日趋被边缘化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日趋被边缘化？目前学界基本共识还是有的，即中东国家由于未能实现工业化，因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全球产业链中位居下游。当前中东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不如上世纪70年代。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中东工业化水平今不如昔？简单地说，就是中东国家逐渐放弃了独立自主的国家哲学，以及“进口替代”的经济战略，一味乞灵于市场化、私有化、对外开放、自由贸易等新自由主义信条。
市场化和自由开放有助于资源优化配置，但对外开放不会自动产生“经济红利”。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劳动创造财富。按照《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分析，是报酬递增、技术创新、协同效应共同创造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由于产品附加值不同，自由贸易看似公平互利，实则对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国家更有利。因此，贸易实际有“好的自由贸易”与“坏的自由贸易”之分：一个国家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产品时，被认为是一种“坏的贸易”；当它进口原材料并出口工业产品时，就被认为是“好的贸易”。
指望靠“自由贸易”和“全面开放”致富，需要满足诸多先决条件。只有在本国工业具有相当竞争力时，才可能出现“好的自由贸易”。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常会出现本国民族工业萎缩的问题，尤其最先进的知识密集产业最受打击。这是因为，最先进部门往往处于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它对来自境外的突然竞争所造成的自身产量减少最为敏感。当年欧美国家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都不是单纯依靠对外开放，无一例外是依靠关税保护使民族工业发展壮大后，才转而倡导“门户开放”。
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恰恰是建立在若干根本不存在的假设之上：如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活动等。这种理论实际创造出一个神话传说中才会存在的经济世界：没有时间、空间和摩擦，一切均处于一种自动和无限的和谐中。“在那里，一棵橡树可以快速生长到很大，同时也可以马上被砍掉”。从哲学观看，这是一种静态看问题的形而上学；从价值观看，这是一种依附思维和懒汉哲学，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做最容易的事情。
错误发展战略毁了埃及
埃及是这种发展战略的典型受害者。纳赛尔时期，埃及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民族工业，由此使埃及经济自主性增强，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舞台上也声望日隆。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萨达特推行“开放政策”，外资大批涌入时，却未能保护民族工业，令其纷纷倒闭，摆脱经济依附的梦想功亏一篑。
埃及原是粮食出口国，到l979年时，其所需食品一半以上要靠外国进口。1970 年以前，埃及生产的食糖40％供出口，但1980年埃及却成为食糖进口国，当时埃及主要财源之一的苏伊士运河航运净收入，竟不足以支付进口食糖的费用。穆巴拉克时期更是加大自由化改革，如建立埃镑自由外汇兑换市场，削减进口关税，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将埃及半数以上银行从国有变为私有等。
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和少数特权阶级从中受益；自由化改革使国际资本长驱直入，埃及经济进一步依附于外部世界。表面看，中东剧变前埃及年均增长7％，2007年世界银行还将埃及评为“全球最佳改革国家”之一。但在这种经济忽悠的背后，则是“有增长无发展”，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运河通行费、旅游业、侨汇乃至外援勉强度日，并最终在2011年爆发“1·25”革命。
“自由民主”法宝误导中东民众
吊诡的是，当新自由主义药方导致“去工业化”、阶级矛盾尖锐等种种弊端之后，一些机构和学者却将问题归咎于“政治改革不够”，并顺势祭出“自由民主”法宝误导民众，似乎中东只要从“独裁”转向“民主”，民生难题就将迎刃而解。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忽悠下，中东国家在2011年中东剧变后一错再错，在重启发展战略时，将“民主重建”放在首位，结果导致高层内耗、政治失序和安全恶化。当重振经济的政治基础日渐被毁，等待这些国家的将是更为黯淡的恶性循环。
俾斯麦曾说过，“聪明人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蠢人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中东国家的发展困境无疑具有镜鉴意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开放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独立自主能力。不能在“为开放而开放”的思维作祟下，将民族产业置于西方跨国公司的狙击之下，这无异于在游泳池同时开着进水管和出水管，将水池注满几乎不可能。